四川省绿色发展促进会

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50年的历程，可以分为学习观望期、跟跑适应期、主动有为期和积极影响期四个阶段。50年来，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的贡献主要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国际法治等。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50年还存在一些教训，如中国在联合国立法司法等机构的影响力有待进一步增强、中国在联合国有关硬软实力的塑造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对联合国组织系统的人才输送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等。今后，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在联合国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如进一步增强在联合国立法机构中的作用、进一步密切与国际法院等联合国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深入开展对联合国内部关系法的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后备人员的培养力度、充分发挥联合国协调大国关系的平台作用以及通过联合国分享中国发展理念等。

关键词：联合国；中国；《联合国宪章》；国际法治

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2021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过去50年里为联合国各领域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联合国面临的挑战此伏彼起，联合国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加速。因此，全面回顾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50年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要贡献，系统总结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中国在将来如何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50年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50年的主要贡献

三、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50年的教训

四、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的未来展望

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2021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过去50年里为联合国各领域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联合国面临的挑战此伏彼起，联合国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加速。因此，全面回顾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50年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要贡献，系统总结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中国在将来如何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50年来，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维护联合国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虽然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是中国政府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的核心地位，支持由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例如，2016年6月中俄两国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两国“重申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2021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作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一向“深思熟虑、慎之又慎”地使用该权力。

（2）为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力求全面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主动、建设性地参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劝和促谈，消弭战端，在达尔富尔问题、朝核问题、阿富汗和平进程、叙利亚内战、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和乌克兰东部局势等问题上坚持原则，提出中国方案。例如，针对朝核问题，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斡旋下，从2003年开始在北京举行了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共同参与的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系列谈判。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不但扮演了东道国的角色，而且直接参与调停，以促成“六方会谈”取得成果，从而为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3）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982年，中国开始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支付摊款；1988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1990年，中国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参与中东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1992年，中国军队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是，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并发表讲话，提出中国支持和改进联合国维和行动的4点主张和6项承诺，其中包括应联合国要求，派更多工程、运输、医疗人员参与维和行动等。2017年，中国完成了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注册。此外，中国还设立了“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迄今，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

（4）主动参与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中国政府以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导，相继加入并切实履行了有关国际军控条约，积极参加国际军控和裁军领域的各项重大活动，积极参与联合国和有关国际机构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和谈判，提出许多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主张，努力推进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例如，1982年加入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1984年加入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1989年加入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1992年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1997年批准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中国与俄罗斯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共同提交了《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该条约草案禁止在太空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禁止对太空目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确保太空物体完好无损，巩固各方安全，加强军备监控等。2014年，中俄两国又提交了新的条约草案。

2.2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中国积极推动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主动参加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程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和欧洲等地区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减免有关国家债务，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据统计，“1950年至2016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贷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此外，2015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第70届联大发言时提出：“中方决定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

其次，中国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年宣言》，指明了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8项任务；2001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千年宣言进程路线图》中正式出台了有关发展的8项目标，以及18个可量化的具有时限性的目标及48个指标，统称为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第70届联大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成为指导未来15年全球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可见，占世界人口近1/5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从而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最后，中国还大力促进南北合作。50年来，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为推动南北对话、深化南南合作做出了各项努力。例如，2011—2013年中国政府每年通过南南合作计划，向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国家提供1000万美元的特别资金，帮助它们适应气候变化。又如，2015年中国政府代表宣布：“中方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将向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在今后5年内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能助力相关国家更好地实现减贫发展。“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2.3  促进国际法治

（1）中国是国际法治的积极参加者。50年来，中国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参加了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联大法律第六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法律小组委员会等专门性国际法编纂机构以及联合国设立的一些特设委员会的活动，而且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重要国际条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迄今，中国加入了众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并缔结了25 000多项双边条约，批准了600多项多边条约，年平均缔结约600项双边条约，涉及中国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国际交往的方方面面。

（2）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一方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捍卫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例如，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在中、印、缅三国共同举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指出：“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此外，中国政府还强调“要坚持国际规则制定进程的平等和民主参与，弘国际法治之义……要坚定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立国际法治之信”。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 呼吁：“国际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各国无一例外均应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世界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增强互信，带头维护国际法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另一方面，中国按照“条约必须信守”原则不折不扣地履行条约义务，严肃对待国际责任。例如，中国政府先后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6项联合国核心国际人权公约。对于上述国际公约，中国均负有报告义务。为此，中国分别于1993年和2010年向条约机构提交了2份共同核心报告、23份定期报告，并参与了23次国家报告的审议会议、且完成了相关的履约义务。又如，自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以来，中国已接受禁止化学武器组织270余次视察。

（3）中国是国际法治的重要建设者。一方面，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法治的价值目标。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承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60多年前提出的该原则的升级版，是站在新的时代前沿，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另一方面，50年来“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事关国际法解释、适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积极发声”。例如，2008年中国与俄罗斯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共同提交了《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2013年，中俄联合向联合国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等。

今后，中国要想在联合国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 主动设置议题、进一步增强在联合国立法机构中的作用

一方面，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新议题。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产生较大影响，并多次载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中。其次，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在联合国立法机构中一般由发达国家提出国际立法议题、中国仅扮演一个参赛选手的被动角色，要想方设法将中国提出的理念和主张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并纳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议程中。最后，大国要实现和平发展，更需要将自身的理念融入国际社会的规范性平台中，形成更强的合力，从而更好地促进本国发展和推动世界进步。

另一方面，主动尝试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成国际公约草案或载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公约草案的具体条款中。首先，人类命运共体理念代表一种先进的价值追求，处在国际道义制高点，比较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从而有可能推动有关国际条约规则的产生。其次，近年来法国发起制定《世界环境公约》的成功做法，值得中国学习借鉴。最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目前在极地、网络和外空等国际法新兴领域，联合国国际立法工作非常繁忙。因此，在未来联合国涉及上述领域的缔约谈判中，力争把人类命运共体理念嵌入到有关国际公约草案的序言或具体条文中。

4.2  进一步密切与国际法院等联合国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200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世界首脑会议上，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致重申：“认识到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在裁决国家间争端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工作的重大意义，吁请尚未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国家考虑根据《国际法院规约》接受法院管辖权”。2007年，联大决议再次“吁请尚未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国家考虑依照《国际法院规约》规定接受法院管辖权”。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特别是，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加强国际法运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已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门外汉”变成了“优等生”，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捍卫者。

有鉴于此，调整中国对联合国国际法院的立场与态度、进一步密切中国与联合国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既有必要、也是水到渠成。第一，对有关经贸、科技、航空、环境、交通运输、文化等技术性的多边公约所规定的须经缔约方同意可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任择性条款，中国可以不再一律做出保留；第二，对双边条约中有关将争端诉诸国际法院的内容，中国可以不再一味简单地予以排斥，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做灵活处理，并不排除同意将特定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第三，由于目前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仍然只有74个国家，中国可以暂不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第四，通过联合国五大机关及各种专门机构，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活动。

4.3  深入开展对联合国内部关系法的研究

一方面，中国国内学术界对包括联合国法在内的国际组织法的研究，将由粗放型转向深入型和精细化。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以后，中国学术界对包括联合国法在内的国际组织法的研究日益重视，涌现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推动中国国际组织法学科的创立、培养国际组织法方面的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国际组织与成员国、非成员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关系的准则等外部关系法问题，而对国际组织内部运行规则等内部关系法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进一步加强对联合国内部关系法的研究，是中国学术界对包括联合国法在内的国际组织法的研究由粗到细、由浅入深转变的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熟悉、掌握联合国内部关系法是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工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前提。首先，要加大对联合国内部关系法研究的力度。联合国系统在世界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相关的法律制度的规定更是浩如烟海。因此，应组织研究队伍对联合国内部关系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其次，要重视联合国秘书处法律制度的研究。事实上，联合国秘书处的运行非常复杂，它开展每一项业务都有详尽的工作规程：不但有专门的机关制定规则并监督秘书处各部门予以执行，而且还设立了对秘书处进行内部审计、评估和调查等活动的内部监管事务厅等专责机关。因此，只有事先非常熟悉秘书处的运行规则，才谈得上对秘书处的人员安排予以谋划，进而对秘书处的制度规章施加影响。最后，内部关系法还是联合国的“润滑剂”或“指南针”。中国只有从内部关系法层面加强对联合国系统管理工作的参与，才能将中国的立场、理念融入联合国的“润滑剂”中、成为联合国“指南针”的组成元件，从而在联合国发挥引领作用。

4.4  进一步加大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后备人员的培养力度、积极向联合国输送人才

如前所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中国籍国际公务员人数偏少、级别偏低、占据的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不多。未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弥补这一不足。

（1）构建中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弥补中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必须培养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可见，人才培养在中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中是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涉外人才培养和储备，进一步探讨国际法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构建国际法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全流程培养机制，设立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地等。

（2）积极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飞跃。一方面，派遣和鼓励更多中国年轻人才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尤其要重视占据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这既可以弥补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也有利于展现中国的软实力，把中国的文化和理念融入到联合国工作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联合国现有的输送培养国际人才的渠道。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和社会事务局均设立了一个初级职业官员项目，专门培养年轻的专业人员（P1/P2级别）。一般50%的初级职业官员项目官员都留在了联合国系统。事实上，很多国家已经利用该渠道为联合国系统提供了不少的人力资源。我国应大力支持本国年轻人参与此类项目。

4.5  推动联合国大胆创新、充分发挥联合国协调大国关系的平台作用

首先，利用联合国这一多边机构，降低或削弱任何国家企图欺骗或奉行零和单边主义的可能性。众所周知，联合国大会可以讨论和审议的问题非常广泛，因而有人把它称之为“世界议会”。况且，联合国还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不管是其公开发出的呼吁还是以绝大多数通过的决议，都是世界舆论的积累和集中表达。因此，联合国不但能提供相关论坛、辩论主题、共享信息并最终达成共同解决办法，而且还能发挥中立监督机构的作用，因而对维护国际法律秩序的作用不可或缺。

其次，联合国有助于管控大国间的竞争。例如，1972年美苏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1972年的《防止海上事件协定》等，不但延缓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而且缓和了美苏关系。可见，诸如联合国此类的多边组织机构对处理大国间的具体危险行之有效。

再次，推动世界银行等联合国系统内有关国际组织的创新，以共同应对各国共同关切的诸如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跨境基础设施和新技术的规制等方面的全球性问题，从而加强国际合作。

最后，进一步增强联合国系统的独立性。作为世界上会员国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综合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独立性既是实现其宗旨的前提，也是应对国际关系中各种新挑战的重要保障。众所周知，2021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了《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然而，5月25日在世界卫生大会上，美国政府代表在讲话中施压世界卫生组织启动“独立透明”的第二阶段病毒起源调查，试图将作为科学任务的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世界卫生组织呈现了附和美国政府的“溯源”立场之势。无疑，这种做法既影响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独立性，给全球抗疫合作带来消极影响，也不利于发挥联合国系统协调大国关系的平台作用。

4.6  通过联合国分享中国发展理念

截至2021年，中国不但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而且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因此，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一方面，通过联合国向世界宣讲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首先，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无论是其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还是它的全球经验和专业知识，均为推广中国减贫成功经验最适合的平台。其次，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等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既为人类减贫事业探索了新的路径，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思路和道路选择。最后，通过联合国分享中国发展理念和减贫经验，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与联合国开展合作、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首先，中国既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世界性大国，同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这种发展中大国的定位，有利于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沟通的桥梁、也有利于在联合国开展合作。其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已经向亚、非、拉等地区的160多个国家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援助，有助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发展中国家的落实。特别是，近年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中，中国日益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例如，在2020年5月召开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中国将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中国将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最后，中国今后可以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立涵盖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成功经验的“中国发展工具箱”，以供发展中国家参考和借鉴；另外，还可以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成立“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项目”，重点资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及其相关领域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