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绿色发展促进会

1.三治（自治、法治、德治）并存于乡村

乡村自治是让村民自我管理；乡村是村民的社会，村民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和主体，提倡乡村自治顺理成章；而且，中国乡村有着自治的传统和理性，有能力施行自治。乡村德治是让伦理道德统治乡村；乡村仍是伦理本位，讲究伦理道德；而且，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存在积极东西，与新时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容，提倡德治也顺理成章。法治是让法律及相关的制度统治乡村；法治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标志，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培养村民的公民精神离不开法治，理当强化乡村的法治。三治是乡村建设的三种方法、手段和工具，也是乡村建设的三个目标，乡村建设应通过三治并举促进三治融合。

（桐乡市越丰村，浙江，三治发源地）

2.乡村自治是中国乡村的传统管理模式和理性，重在建设美好乡村

乡村自治是自汉朝以来的各朝各代普遍施行的地方管理模式，不仅仅是乡村管理的一种传统，更是中国乡村的一种理性，重在建设美好乡村。中国村民天生下来便有自我约束以求乡村有序和谐的理性，虽说皇权无远弗届，但山高皇帝远，中央政权乐于采用“皇权不下县”来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府只管地方财税、军队和意识形态等大事，把一些具体事务的管理权交给地方自决，一方面节省了资源，降低了管理成本和提高了统治效率，另一方面提高了地方自我管理能力，形成了地方自治的理性。地方自治，尤其乡村自治和社区自治，符合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应当发扬光大。

当下的乡村自治主要是村自治（乡镇是一级政府，行使公权力），自治组织是村民委员会（村委）。乡村自治是围绕乡村的人和事的管理和服务。首要是人的管理、服务和教育，催人向上；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吕氏乡约》（公元1076年）要求“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便是着眼于人生向上。其次，是日常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主要的日常事务有生产管理、社会保障、市场监督、健康卫生、环境卫生、治安消防、便民服务和财务会计等。当下的乡村自治偏重于日常事务而忽视顶级重要的人，在日常事务中又忽视了非常重要的生产，这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划不来”。不把生产搞上去，不把人教育好，哪里会有美好乡村，这样的乡村自治不可能有活力和生命力。

（普宁市大坪农场大坪尾村，广东）

3.德治是中国社会早熟的象征，重在维持人与人、事、物的有序和谐关系

德治的历史长于乡村自治历史，自有中华民族便有德治，至少可以肯定地讲，自公元前500年前后轴心时代起，中国乡村便确立了德治。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一部德治史，中国乡村是个仁义道德社会，德治深耕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幸福观。三纲五常，亲亲齐物，克己复礼，修齐治平，顺时应物，与世为善，天人合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及慎权、慎独、慎微、慎友，道德内在，良知天理等，这些伦理道德是心是情是理也是主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平衡了人与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充分证明了道德在凝心聚力、净化风气、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引领和激励作用。

当下乡村不仅不能丢弃伦理道德，更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平台）建设，强化为人处世的底线思维，形成公民道德建设合力，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独处时自觉实行自我监督，“吾日三省吾身”“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群处时坚持道德标准，正确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和自然的关系，尤其要打造良好的家风，把对家庭的小爱转化为对国家的大爱，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寓己于民族复兴，为民族复兴打下坚实的伦理道德理性。要持续推进美丽庭院打造、垃圾分类、文明出行、文明家庭评选等专项活动，发挥典型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乡村的道德观念。

（广州市花都区塱头古村，广东）

4.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重在明确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中国法治精神由来已久，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年）。西周开国之初便创立礼法并用的制度，而且，这种礼法并用制度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战国时期，以法制为核心的思想成为“法家”流派，并在战国末期为韩非子集大成，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法家看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应缘法而治，以刑去刑，且应“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施行法家的严刑峻法主张是导致秦王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刘邦建汉后吸取秦朝经验教训，立即着手“约法省禁，蠲削烦苛”，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这或许就是中国社会简约法律、宽疏刑网且避谈法治的历史来由吧。

中国乡村的国家、社会、公民、权利观念淡薄、重义轻利且义利观错位，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治教育，用法律保障村民的权利，确保村民履行公民的义务。当前，要深入实施民主法治村建设，加强乡镇“一中心四平台”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联动机制，提高法治效率；要处理好土地经营使用权利、宅基地继承权利、政治参与权利和继续教育权利等，兑现法治惠民初心；要保护村民的名誉，禁止使用“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带有身份歧视性的称呼，提高村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

（清远石角镇石歧村白沙自然村，广东）

5.融洽三治关系，促进三治融合

三治并存于乡村是不争的事实，三治并举是乡村建设的主要方法，但自治、法治、德治的主体、范围和主要目标存在差异，需要妥善处理好三治的关系。目前，三治如同三套马车，各自独立独行（图a所示），呈并立态，虽然存在交集，但总体来看，还是各自以各自的方式治理乡村，三者交集较小，有些乡村自治或许涵盖了法治与德治的交集（图b所示），实现了目前三治水平下的交集极大化，但只是跨上了寻求交集最大化的征途，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缩小乡村自治范围至法治与德治的交集大小，让乡村自治既合乎法治又合乎德治的要求（图c所示），二是扩大乡村自治范围，让乡村自治完全包容法治和德治（图d所示）。这两种选择都是三治融合之举，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问题，关键要努力扩大自治、法治、德治范围，当三治的各自范围都充分大后三治就近乎“三治合一”了（图e）。所以，不要纠缠在如何二选一，更重要的是不断扩大三治的各自范围，提升三治的融合程度，即促进三治融合。同时，也看到，不同于“三治融合”是个动态过程，“三治合一”只是个极限概念，是种可求但不可遇的状态，不宜多提“三治合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