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绿色发展促进会

环境污染为追赶买单

1959年，当东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时，日本人高兴的同时也相当着急，因为东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后留下了脏、乱、差的后遗症，恶劣程度一般人想象不到。

首先是市容市貌难以入眼。街道上是一座接一座丑陋的老木屋或肮脏破旧的棚屋，要么就是看起来相当廉价的灰泥建筑和“团地”（拥挤的苏联式公寓楼，居住环境差，用以容纳战后农村进城打工的人），街边地上常能看见凝固了的大便或小便印渍，叠加着不讲究的东京人随时随地的“嗬~tui~”，散发着陈旧的骚臭味。

其次是不存在任何生态城市规划。与今天随处可见的碧绿不同，当时东京城内除了厂房就是居民屋，偶尔能看见的树木还长着一副营养不良的面孔，估计是吸灰尘吸多了。少见的几个公园里，也是缺乏管理的样子，春天花不开花，夏天树不茂密，里面安置的歇脚长凳已经成为流浪汉的临时居所。

东京的水也不干净，不仅河流或港口边上密布着大量工业废渣，连居民喝的水都带着浓重的干涩味，就像是“大力稀释的水泥浆的味道”。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东京还没顾得上好好基建，污水处理系统老旧得像是来自中世纪。

更奇怪的是，经济指标虽然一路走高，人民生活也并没有因为亮眼的数字而欣欣向荣。

金钱崇拜之下，常常见诸报端的是小偷小摸、入室盗窃行径。现年已经80好几的李女士还能记得她年轻的时候，某天夜晚听到小偷破门而入却不敢声张的恐惧。

而当压力无处宣泄时，许多东京人便诉诸药物滥用，一遍又一遍地获得短暂的精神欢愉。当时的东京女孩子甚至不敢夜晚出门，因为公认的事实是夜晚出门相当危险，地痞无赖无处不在，这群人的数量也在那个时期也创下历史新高。

由于人口素质低下，当时出门旅游的日本旅行团常常被外国人讥讽为“農協ツアー”（农民旅游团）。

经济发展不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其成果也在给环境造成新的压力。

当时日本出租车业加快发展，私人用车开始起步，汽车尾气排放加剧；城市外围工厂释放大量烟雾，东京市内空气污染继续严重。

为了自保，东京人日日戴着口罩隔离毒气，交警在上班时也会携带小型氧气瓶。路边的咖啡馆给自己包了个大塑料屏风来保护顾客免受浓烟侵害，街道上常常能看见显眼的急救站，为的是能够在危急时刻抢救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市民。

当时，《日本时报》上有这样的描述：“当东京努力从美国B-29轰炸后的残骸重建时，东京居民一直生活在噪音，灰尘和污染的乌云中。”而普通人的感受，则是“在这个没有蓝天、到处是建筑工地的城市里，只有毫无意识的机器人才能‘生活’，其余的人充其量算是‘生存’而已。”

不光是东京，大阪、横滨、千叶和尼崎等城市也没有本质差别，污浊的空气中弥漫的是追逐金钱的味道，也是严重超标的PM2.5。

人命为环境污染买单

恶劣的生存环境也给日本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沉痛的威胁。

1950年代，日本发生了第一起环境污染损害人类健康的案例。当时有患者一边哀嚎“痛啊，痛啊”一边上医院看病，看病期间痛苦的嚎叫也无法终止，该病的名称——痛痛病，也是来源于此。

经查明，痛痛病发病原因是镉中毒。而镉，本身是广泛存在于矿物以及土壤中的重金属，在铅、铜和锌的矿山、矿床被开采、冶炼时，其中的高浓度镉就排放到了环境中。从江户时代开始，岐阜县的神冈矿山开始生产铜、银和铅等，虽然生产规模很小，但已经有稻谷由于矿山废水（含镉）而发育迟缓、不能完全成熟的记录。

1886年，“三井组”开始在这里生产，冶炼后的未处理污水，直接排放到神通川及其支流，而神通川主要用于稻田的灌溉，也作为食水和洗涤用水的来源，因此下游人民吃了含有重金属的稻米后，镉便被积聚在体内……

患上痛痛病后，人会口渴尿频加便秘，之后浑身没力气，同时患上骨质疏松、肾功能衰竭；关节和脊骨会极度疼痛，让人发出“痛い、痛い”的喊叫。由于骨骼过于脆弱，一个喷嚏都可能造成骨折。

当时这种病是首次出现，因此不少人认为这是当地人作恶受到的报应，当地居民还遭受了不少白眼。而其余威就是，一直到今天，日本民众都“谈镉色变”。

这边痛痛病还在发作，那边又出现了汞中毒导致的水俣病。

1956年，熊本县水俣湾附近的猫出现了奇怪的病症，被称为“猫舞蹈症”。患病的猫抽搐、麻痹，甚至会跳海死去。随后类似的症状也出现在了人身上：口齿不清、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或精神失常，也有的人无比嗜睡或无比兴奋，更有甚者弯曲着身体尖叫致死。

最开始该症状只发生在水俣镇内及周边居民，所以人们称叫这种病为“水俣病”，但该病的病因直到12年后才被查明——汞中毒。

当时窒素株式会社在水俣工厂生产氯乙烯与醋酸乙烯，过程中使用含汞的催化剂。但该工厂任意排放废水，导致含汞的剧毒物质流入成海，被水中生物所食用，接着人类又捕食海中生物，造成汞中毒。

在此期间，水俣病的受害人数达1万人，致死人数超过1000人。

在正式确认水俣病50年后的2006年4月30日，水俣当地政府设置了纪念死亡患者的纪念碑，记载了由经政府认证的314名受害者的名字。但这仅仅是“被认证患者”的20%，至于未被认证的患者，都没出现在名单上。

日本人为工业发展付出的健康代价还不止于此。在之后的十年内，三重县四日市因大气污染而导致的哮喘，以及发生在新潟县阿贺野川流域的第二水俣病，因对人身伤害巨大，与前文两大病共同组成了日本要钱不要命时期的“四大公害病”。

就在日本城市容貌未得到改善、日本人还在与公害病斗争的时候，获得1964年奥运会主办权的好消息传来了。

当时的日本人想的是，自己忍受病痛也就罢了，“怎么能让外国人看到这么拿不出手的东京呢？”

面对奥运会的临近，日本人认真地思考起了应对办法。其中一个做法便是，在为准备赛事做的巨额预算中，有一部分用来重整东京的市容市貌。

为了美化东京这座门面，日本下了苦工。每天有大量新工人从农村进入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助力。晚上人们下班回家后，路上行人车辆稀少，正是修路的好时候。于是在人民对夜晚建设噪音过大的投诉声中，市内曲折而狭窄的道路一点点通畅、宽阔起来。

由于整日忙碌于城市建设，时代杂志还称60年代初的东京是“地球上最具活力的城市”，生活节奏是“纽约的两倍”。

城市卫生上，东京也临时抱了佛脚。奥运会开始前半年左右，日本政府开展了国家净化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卫生宣传，向各个家庭分发清洁宣传手册，并组织各种团体上街打扫，垃圾箱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出现在日本街头的。日本人还重新构思了公民的道德教育，在课程中安排了环保理念和意识的教学，想要提高下一代人民的环保意识。

但一些重建工作也给东京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东京众多航道就遭到了破坏与浪费。水泥建筑不顾水文条件地树立，导致河水被建筑残骸污染，久了甚至停止流动，鱼类接着死亡，生化污泥也逐渐淤积，散发阵阵恶臭。再加上奥运前夕东京因气候原因极度缺水，让工程队挖运河、大量取用河水，对河水资源造成了二度破坏。

不管怎么说，几年的紧张工作确实让东京整体看起来得体得多，尤其是建筑与城市道路，至少有了大城市的样子。

但说到底，几年的改善时间依旧是有限的，且工业不能停止发展（也就不能停止排放废物），对河水的污染也已然造成。因此东京奥运会一游，还是不可避免地给外国人留下了日本“空气差、河水脏、地下道中流浪汉太多”的印象。